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客服
你的当前位置:首页 > 行业资讯

探讨紧急采购法治化的 制度突破与完善路径

发布时间:2026-11-17    发布者:省政府采购协会

《紧急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紧急采购的部门规章,首次从国家层面对紧急采购的适用范围、启动机制、采购方式、程序简化、合同履行、监督和法律责任作出系统规定,对规范紧急采购行为、完善应急采购法治保障、促进紧急采购市场长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制定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对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实施的紧急采购、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购,不适用本法。20多年来,法律、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均未对紧急采购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依赖中央部委规范性文件与地方自行探索,存在地方规定分散、执行质效参差不齐等问题。2020年初,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虽明确可免于执行法定采购方式和程序、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但对具体采购方式与程序、监督机制、法律责任等均未作规定。《办法》对上述重要事项作出明确规定,为各地开展紧急采购提供了根本遵循,有效填补了制度空白。

在统一规范缺位、地方制度形成滞后的背景下,个别地方放宽了紧急采购的适用边界,甚至将其异化为规避正常采购程序的通道。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的标注“紧急采购”的项目中,很大一部分并不符合法定紧急情形。由此可见,紧急采购若缺少统一且可操作的制度依据,程序启动、采购决策、合同订立等环节便容易产生衔接障碍,既影响采购效率,也增大采购质量和财政资金安全风险。

笔者认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它既要求构建反应灵敏的制度体系,也要求具备快速供给的能力储备。紧急采购恰是二者交汇的关键环节,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应急管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然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采购法》对适用范围、启动与终结条件、采购方式与程序、监督救济等关键事项缺乏系统明确的规范。《办法》立足中央部署、部门共识、地方探索,弥补了应急物资保障的制度短板,推动紧急采购由经验应对走向依法依规应对,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筑牢了法治根基。

制度创新

《办法》对紧急采购制度最根本的贡献,在于把“紧急”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从“自我论证空间大的形容词”转化为“需要逐项证明的事实”。其第二条以事由、前提、标的3个要件对紧急采购作出界定,事由仅限于严重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及紧急国防、外交等不可抗力事件;前提须是现有应急储备不足、经紧急调拨或支援后仍无法满足应急需要;标的仅限于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办法》第三条又从反面划出边界,明确采购人依据储备管理要求、本单位应急预案或为应对不可抗力事件事先开展的采购,不属于紧急采购,仍适用《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规定。正反结合,把“为了应急而采购”与“紧急情况下的采购”区分开来,既防止概念混用,也为后续认定与监管立下标尺。

《办法》首次为紧急采购搭建起相对完整的程序链条,启动前研判采购必要性与需求,事中确定采购方式、简化竞争程序,事后订立合同、组织验收、支付资金与归档留痕。诚然,紧急采购以突发状态为前提。因此,《办法》保留了相对的执行弹性。一方面,它把程序执行漏洞暴露在制度视野之下,把各地一事一议的做法收拢到同一条轨道;另一方面,泛而统一的程序依旧发挥着引导作用,为地方执行提供遵循,并为日后细化规则预留接口。笔者认为,先有轨道和规则,紧急采购才能“跑得快、行得稳”。

《办法》贯穿“放管结合”的思路。所谓“放”,是适度下放自主权。采购人经内部会商决策即可启动紧急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项目拟采用其他采购方式的,由采购人自行确定,无须上级财政部门批准;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自行确定并组织实施后报主管预算单位备案。一言以蔽之,审批权被真正交予采购人手中。所谓“管”,是跟进适当约束。建立健全内部会商决策机制,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处置;设定结果公告期限,不能及时发布的应在紧急情况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补发;采购文件自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15年;财政部门会同应急管理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对违规启动、串通受贿等行为严肃追责。这些规定,把过去事前层层审批的负担置换为事中自担、事后可查的责任,既倒逼采购人强化责任意识,也为倒查问责留下凭据。

长期以来,紧急采购或“硬走”招标程序贻误时机,或直接脱离规则。《办法》给出第三条道路,即确立以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等竞争性方式为主、直接采购为例外的方式体系,并明确即使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只有2家甚或1家,只要采购文件无不合理条款,仍可继续开展采购活动。这一设计,一方面守住竞争底线,将直接采购严格限为例外,避免以紧急规避竞争;另一方面赋予采购人必要执行弹性,在时间极为紧迫、供给渠道受限时,不因供应商数量不足而陷入僵局。紧急采购由此从“程序的例外”转变为“例外情形的程序”。

针对紧急采购中长期存在的供应商垫资负担重导致履约难、履约慢的痛点,《办法》在资金与合同环节作出三类便利化安排。一是鼓励将合同的预付款比例提高至40%以上,以先付后供稳定供应商预期、快速撬动市场资源;二是允许约定采用简式合同,为紧急状态下合同快速订立留出空间;三是允许向原供应商添购不超过原合同金额30%的标的,保障履约的灵活性、连续性。这些安排打破了常规采购在预付款比例与合同形式上的限制,既能在短时间内调动供应商参与积极性、保障货源到位,又通过规范支付与验收守住资金安全底线。

完善路径

《办法》设置了“储备不足—调拨支援后仍不足—内部会商决策”的递进要件,较之以往“情况紧急”的模糊标准已是进步。但储备是否不足、调拨是否到位,仍依赖采购人自行判断。内部会商兼具提出需求、事实认定与启动决策等功能,存在自我认定、自我授权风险。为兼顾响应效率与启动正当性,可建立外部确认机制,由应急指挥机构或承担应急物资统筹职责的部门对储备情况、调拨结果及采购必要性进行快速核实;特别紧迫时允许先行启动,但须及时报告并接受事后核验,同时明确会商成员、判断依据、会议记录和理由说明要求,使启动决定可追溯、可监督。此外,可将“市场供给恢复、物资不再紧缺”等情形量化为终止事由,防止紧急通道被长期占用。

紧急采购需要提升效率,但“竞争”仍是政府采购不可退让的价值底线,及时响应不能成为规避竞争的借口。对此,笔者建议,应收紧直接采购适用情形,以事后审查与追责倒逼采购人履行组织竞争义务;落实全程留痕,严格执行采购活动记录制度。联合国《公共采购示范法》将“可能于某一特定时期内在紧急情况下出现的需要”列为框架协议程序的适用情形,其事前锁定供应商与价格、事发后快速下单的思路,与《办法》鼓励电子化采购通过预先组织采购资源兼顾响应效率与竞争要求的制度逻辑相通,可资借鉴。

笔者认为,紧急采购若沿用常规的质疑、投诉程序,难以实现应急目标,宜构建快速有效的监督与救济机制。一是设置隶属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紧急采购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应急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相关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公众代表组成,负责协调、指导和监督;二是将强制性异议前置程序改为任意性异议制度,赋予供应商是否提起异议及以何种形式提起的选择权,并明文规定提起异议具有禁止招标机关缔约的效力;三是大幅压缩处理期限,如质疑答复由7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投诉处理由30个工作日缩短至7个工作日。

《办法》仅规定事后审查主体,对审查范围是全面覆盖还是重点审查、尺度从严还是从宽等未作安排。全面审查可能使审查机关短期负担过重,部分审查可能助长借紧急情形规避竞争、实施定向采购等行为;审查过严可能使采购人因担忧追责而不敢启用紧急采购,过宽则可能纵容利用紧急采购进行程序规避。鉴于紧急采购兼具时效性与合法性要求,宜采取基础材料全面核验与重点风险分类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采购事由是否真实、采购方式及供应商选择是否合理、价格与履约情况是否异常;对受客观紧迫条件限制、未实质损害公平竞争且留有合理记录的程序瑕疵,则应结合应急必要性、过错程度及事后补救情况审慎处理;对虚构紧急事由、借机排除竞争或串通谋利等行为,则应从严审查追责。

《办法》在资金支付方式上有明确规定,但在资金使用质量上要求较少。紧急采购既已简省竞争程序与事前、事中核查,若再缺乏独立的外部核验,资金安全与采购质量便可能双双落空。笔者认为,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全程跟踪审计,工程项目另委托工程监理,设置质量保证金与质量保证期等制度装置,强化过程控制力度,并将其报告作为资金支付与责任追究之依据,使资金保障弹性与风险控制刚性相匹配。

紧急采购多以原供应链供给不足为前提,临时寻源难以快速把控质量与价格,为此,笔者建议,可未雨绸缪建立应急采购供应商储备机制。一是储备库应与应急物资品目清单相衔接,使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快速匹配优质资源;二是按物资、工程、服务分类建库,通过动态更新、年度考核进行预先筛选,保证供给质量;三是制定遴选规则,优先选择履约记录良好的企业,并在条件允许时以多家询价保证竞争。此举既可缩短寻源时间,也可把供应商资信审查前置到平时,为采购的质量与价格筑牢第一道防线。

(杨彬权 赵书左)


【文章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